翁同龢在家歇了几天，随即入值南书房，和当年一样，做他的shì讲学士。

一任山西学政做下来，除却任上所有种种进项，使得宦囊丰盈之外，翁同龢比之当年出京前，更多了几分沉稳和老练之气。便如当年老父遭谴，因为管束家奴不利，给nòng至灰头土脸的事体爆发之后，翁同书两次sī下里写信给弟弟，要他在山西任上，上表朝廷，请皇帝念在多年旧情的份上，宽免老人家的罪过，但翁同龢接信之后，却出人意料的丝毫不理给父兄的回信中，大打‘朝廷公断，圣明在天，非臣下可以sī情代偿’的官腔，把哥哥的请求驳了回来。

翁同书又惊又怒，大骂弟弟不孝，还是翁心存宦海沉浮多年，大约能够分得清楚小儿子的心思：翁氏一mén，累受两朝皇恩，无权臣之名，而有权臣之实。皇帝这一次有意掀起bōlàng，更多是只是对朝中愈演愈烈的党争之风降一降温，煞一煞锐气。于翁家一族的荣辱，说到底是不相关的。

但如果翁氏父子不知进退，以为可以仰仗翁同龢入值上书房多年的情分，就可以、并敢于提出非分之请的话，则家mén之祸，就在不远了

所以翁心存在看过翁同龢的来信之后，亲自又给远在山西的儿子写去一封信，内中丝毫不提公务，只说家务，告诉他，家中一切安好，他在山西，那里较诸京中，天气苦寒，要他多多注意身体云云，全是絮絮叨叨，父子亲情跃然纸上的文字。

翁心存很清楚，翁同龢年纪虽小，但在皇上身边多年，不提皇帝时不时的耳提面命，只是陪伴君父，数载而下所闻所见，君臣奏对时候的潜移默化，就绝对不是翁同书那般的书生意气可以比拟的后者正是因为看不透这一层，空自惶急、恼怒了半天。

翁同龢在山西任上数年，只回过京城一次，还是在咸丰九年的年初，为咸丰十年，皇帝三十万寿，照例要加开一届恩科的公事，在京中呆不多久，料理完毕，转头出京，又回山西任上去了——他竟似是打定了主意，不给皇帝、朝中于翁家不睦的大臣以任何口舌之机，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不近乎人情了。

这一次皇上赏假，翁同龢在府中安安心心的住了几天，自然的，父子来过，秉烛夜谈的事情也不曾少，问过老父的身体，翁同龢说道，“……儿子这一次随扈圣驾西游，虽不比京中，每日御前当值，但听肃雨亭说，皇上于国债发行新政，早已经圣心默定，决不为任何人夺其志。只等回京之后，知会各省，就要照章推行了。”

“你当爹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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