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旅顺口（2）

皇帝给这样的奏折气得半死，又丝毫没有办法，在和军机处见面的时候，大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蠢猪闭目不见世事，若是国事任由这些无识误事的书生之见指挥，早晚碰一个头破血流，才知道后悔晚矣数日之后，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上谕，颁行全国，才算暂时将朝野之间这种妄自尊大，如井底之蛙，怒目喧嚣之声压制了下去。

这份上谕是这样写的，“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初创，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无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靡，择其最要者，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计。”

这道上谕确定了以后数年的海军发展的方针，但令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弟两个觉得意外的是，皇帝在上谕中丝毫没有提及南洋海军的发展特权，办理海军竟是只考虑北洋一支，这固然有战略防御中心北移的因素，但似乎也过于厚此薄彼了？

皇帝自然也知道，单纯发展北洋海军，而对于南洋部队的建设不闻不问，最后一定会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现象，但身为大清国最高掌舵人，国防之事要办，吏治清明，则更是要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处置的——海军建设，在历史上是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教训之一，就是各省办理海军事物的官员循以私情、转展汲引，完全不考虑其才可用与否，但以私交为举荐攸归，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弟两个，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尤其是李鸿章。在真实的历史中，经他所保举而起丁汝昌、张佩纶、盛宣怀等人，能力暂时不问，心性都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李鸿章不及乃师的一点在于，曾国藩以胸怀道德笼络诸将；而李鸿章则是以权谋机诈之术，此所以淮军代湘军而起之后，国事多有反侧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点，就是军机处中南北对峙的风气愈演愈烈，即便有自己几次降旨训斥，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终不是很大，以曾国藩、许乃钊为首的南派和以奕、文祥、阎敬铭及依附他们的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在朝堂上纠纷不断，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时候，为曾国藩提请，从中国派遣相应学子出国留学，其中二阿哥载滢主动请旨，要求随同前往一事，南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弄得皇帝大感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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