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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河湟大地上，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抢耕抢种。

两个儿子在前边打仗，老父亲刘向禹在后边张榜安民，带西宁生员攒里并甲接收土地，规划新一年的粮食耕种。

其实张榜没啥用，能看懂榜文的百姓和往东逃难的百姓高度重合，没往东跑的，就算能看懂榜文也不在乎写的是啥。

无非换个地主呗，老百姓心说我他妈连逃难的盘缠都没有，给谁种地不是种呢？

但情形跟他们想的还真不一样。

元帅府的军队往东一开，后边就有来自西宁的乡官进驻地方，这帮乡官上任非常简陋，没有官袍、没有印信，只有一张委任状。

一般是每个村庄来仨人。

一个陕北口音的老兵是持委任状的乡官、一个会说汉话的西番青年做随从、一个只能听懂但磕磕巴巴说不清汉话旳鞑子当跑腿。

问问当地有多少户口、多少田亩，每二百人，就从当地过不了日子的穷苦青年里招个管饭的民壮，然后开展工作，清查田亩、人口，完成统计。

名义上，乡官都是西宁府衙派出的生员，但地方百姓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些生员不太正经……说认字吧，认字；说识数吧，识数；但就是没啥文化，也没有官员的贵气，像农民超过生员，像士兵超过农民。

西宁哪儿有那么多正经生员啊，别说秀才了，秀才都得在西宁当老师，在刘向禹身边留用的也不过以童生居多。

驻扎地方的都是元帅府最能拿出手的钻天峁书院毕业生。

其中成绩优异的，还是早年以禹字营百总入西宁府学深造两年的高学历人才。

这些人确实都没啥文化，能听说读写的都是常用词汇，基本上只对绘图测算、营阵算数、军法条例、兵器调配、辎重运筹这些专业的东西有所涉猎。

但他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在延安府有非常不幸的贫穷出身，席卷天地的旱灾里刘狮子是唯一一根可以捉住的救命稻草。

他们以孱弱之躯向武装到屁眼的官军发出挑战，经历磨难与牺牲，他们活了下来，得到救命的粮食与读书识字的机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军军官。

每个人都有管理十二名、六十名甚至更多士兵的经验，有些人在战场上受过无法复原的伤害，有些人已年过四旬不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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