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以前是明摄宗，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张居正开始还政，现在张居正是大明帝师、首辅，在张居正看来，新政的成功从来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普天之下，庙堂之高再多的算计，再多的谋划，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走形。

考成法只能一定程度上让执行变得更加顺畅，但变形是必然的，一条鞭法的矛盾就在这里。

自上而下的纠错力量自然重要，但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更加重要。

所以张居正赞成了皇帝一份很短的圣旨，这份圣旨赋予了万民为自己获得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的合法性。

同样，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警惕，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绝对不能，被势要豪右的喉舌所掌控，这会影响穷民苦力表达自己真正的诉求，同样，也会影响朝堂的决策。

而张居正认为，皇帝陛下从大诰的旧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办法，非常好用。

皇帝下一道旨意，并不能改变什么，只能赋予穷民苦力闹一闹的合法性，大多数的大明百姓，还是会随波逐流，忍受着苦难，继续被残忍的朘剥。

但，这一道圣旨，也是仅有的依据了。

“所以，自万历元年起，打着皇粮名义收取的银钱，仅仅在南衙十四府，就超过了一千万银？”朱翊钧看完了王国光的奏疏，面色凝重。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自度数旁通以来，大明每年都会对各地的粮价进行折银，南京每石米为五钱银，而一千万银大约等同于2000万石的米，而且不是未脱壳的糙米，而是直接押送京师的漕粮，一石米为一百五十斤，大约是30亿斤大米。

这还是官秤，按着浙江九营出巡抗汛的时候，百姓争相借用军兵的秤来看，这个数字还得往上涨。

这是正赋之外的苛捐杂税，其规模之庞大，令人触目惊心。

“陛下，这还是能查到的。”王国光补充说明，这还是有账目的，至于那没账目的就已经无法统计了，别说朝廷想知道，南衙上上下下都说不清楚，到底弄了多少银子。

“这下不得不继续拷饷了。”朱翊钧沉默了片刻，决定加大力度，如果不加大力度，他走了南衙还是这个模样，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一条编法，势在必行，将名目繁多的杂役编入地亩，从田亩中征收，这是朝廷政令，同样，需要让百姓知道，这些苛捐杂税，不该纳，起码不是陛下要的，地方衙门，再也不能扛着陛下的龙旗大纛，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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