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jing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ri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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