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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