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说一句,这俩章对于唐朝儒、佛两家的思想争议着墨较多,如果读者细看,会对本书后面即将出现的新儒学有更多的了解,而新儒学的理论,则是李曜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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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王府中偏院,宾客云集,正在舌战。一名五旬开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谈:“说到柳河东[注:指柳宗元,其为河东人。]敬佛,其实刘宾客[注:指刘禹锡,其最后所任官职为太子宾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公与柳公在理政、学问之上恍如同门,且命运相连,对于佛门之态度也非常一致。刘公倾心于佛门的‘出世间法’,自谓‘事佛而佞’。多言儒佛两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递用……”
一人插话道:“裴尚书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问出自何处啊?”
裴尚书乃是裴贽,前段时间李曜运用其在长安的影响力——或者说震慑力——调整诸多官员职务,裴贽因与河中走得颇近,而且本人确有才学,便由御史中丞擢升为刑部尚书。
裴贽转头一看,说话者乃是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
崔远与崔胤虽偶有不和,但毕竟同荣共辱,与裴贽等亲河东之家关系日渐紧张,因此裴贽也就回答得不怎么客气:“崔相公调理天下,想是未曾读到《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其中便说‘素王(孔子)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释迦牟尼)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此二者‘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不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导乱世;更何况佛门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为刘公能看到佛教有阴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韩昌黎[注:指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见识,又高出一筹。”
李曜恰好自此处经过,闻听此说,颇觉有理,便又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将“战火”从韩愈、柳宗元烧到了刘禹锡、李翱等人。
后世对韩柳与佛教的关系,也曾有学者作出一些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同时联系李翱的《复性书》来分析韩柳李三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对于从韩柳为基点,有限延伸其同时代的其他大家,还是能够欣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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