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白桥再次向代理人提出，希望他们能够向法庭提供第三次手术时自己的不在扬证明、证言以及证人。但相关证人并未收到传唤，连原定要在5月末6月初出庭作证的张文渊副教授也得到消息，取消了出庭安排。

辩护团既要为军人辩护，又要给大学辩护。

若是主张“所有责都任在军方”，这样一来医生们倒是得救了，却救不了军人；相反若是主张“事件责任在医学部”，那么就一定会追究大学的整体责任。

可大学当局一直强调该事件是当事人擅作主张的行为，与学校毫无干系。

无奈之下，辩护团只能采取以下方针：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已故的郑远山教授和塔德利医生身上，声称参加手术的人都是因为不敢违背教授的命令才被迫就范，进而请求法庭对其宽大处理。

至于军方，则坚称孙光平队长只是同意两人的行为，但并不是自己下的命令。

而检方的立扬则是，郑远山教授与军方合谋实施活体解剖实验，第一外科的医生护士们是集团形式的共犯！

其中的差距在于，主动参加的是共犯，被迫参与的为从犯，是量刑的重要依据。

所以辩护团最终确定了反驳方针，即通过强调医学部的封建性与郑远山教授的独裁性，坚持外科人员不具备主动参加的意愿，当然也并没有人积极配合。

白桥与杨光还曾试图劝阻，但独裁者郑远山把学生臭骂一顿，并坚持一意孤行，所以学生们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问题来了，白桥不仅曾劝阻教授中止手术，还在第三次手术时借口其他事没有参加，第四次时，教授更是连叫都没叫他一声。

在杨光的供述中也没有提到白桥参加第三次和第四次手术的事。关于这一点，邢学谦调查官曾向依唯承诺会让她出庭作证，同时也计划让张文渊副教授作证。

可这样一来，法官会如何看待依唯与张文渊的相关证词呢？

白桥不但反对手术，甚至也没参加手术，这样的医生是存在的呀！而且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处罚！这原本就与“不能违背教授的命令”相悖，又怎么证明其他人是“被迫”的呢？

因此，辩护团决定，不传唤白桥所提供的证人，拒绝让他们出庭作证！

进入4月，考虑到军方与医学部的关系，询问开始转向军方的嘱托医师，也就是为完成特定医学任务而被军方短期雇佣的医学人士，受聘者往往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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