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或是6月初，宪兵部发来电报，电报中写道：‘只需把掌握有价值情报的俘虏送往帝都，其他俘虏适当处置即可。’我认为这一指令出自宪兵部第六兵团，因为第六兵团掌握所有情报。后来掌握有价值情报的俘虏都被送往帝都，其中一个就是沃尔特机长，剩下的俘虏全都被杀害了。”

1946年5月17日，殷袁浩被孙光平和塔德利叫去给俘虏当翻译，关于当时的情形，殷袁浩是这样说的：

“负伤的飞行员被送到了有医生和护士在的房间。塔德利医生说要给飞行员治疗，让他们躺下。飞行员默默地躺下了，医生和护士们将他固定住。之后，握有随塔德利医生来到另外一名飞行员所在的房间。塔德利医生让我告诉他，接下来要给他注射预防针，让他躺下休息。我记得那个飞行员叫朗贝克。”

第一次手术的第二名俘虏，也就是被摘掉肺叶气绝身亡的人，叫作朗贝克！那个感到极度不安的21岁青年；那个看起来十分恐惧，自卫队员还曾对他说“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的那个青年。

白桥清楚地记得，手术时曾确认过他的肺部并无异常。

随着审判的进行，白桥渐渐看清了活体实验的全貌，之前不明白的事情也逐渐明晰开来，包括第四次手术的全貌以及完全按照教授的研究课题展开手术的事实。

活着被做实验、遭到解剖，甚至没有入土为安的年轻俘虏们，作为带有具体面孔和名字的人站了起来，直逼被告席！

郑远山教授是遵照军方命令，不得已才做了手术，医生们始终对此深信不疑。

他们确信这是军令，教授无法拒绝，自己自然也无法反抗。所有人都这样说，白桥也是。

直到原西部陆军医院院长钱裕丰上台作证。

西部陆军医院院长钱裕丰既是塔德利的上级，也是他的好友。手术开始前，塔德利找上他，征求他的意见说：

“把用于手术的达纳战俘转送到这里怎么样？”

结果遭到了钱裕丰的拒绝，换句话讲，实验手术是有拒绝的自由的，但郑远山依然选择接受，很显然，郑远山教授是主动想要实施手术实验的。

显然，在杀害战俘事件上，他们是在和军方狼狈为奸，但军方想要摆脱责任，在军方内部，更是互相推卸责任，摇摆不定。

同理，大学的医生们也想要摆脱责任，刀架在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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