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能轻易放弃，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公审就这样结束的话，孩子父亲的真实立扬就会一直模糊下去。

如果结果是被处决的话，等孩子们长大成人后，问起父亲为什么在战犯审判中被处决了，她又怎么能对孩子们说“因为是团体裁判，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辩护方向法庭提交了许多请愿书，其中多数都是被告人家属请求对被告人宽大处理。

依唯不能坐以待毙，她在请愿书中写道，自己本打算亲自站在证人席上进行陈述的。而且，她还是用达纳文书写的。

由于得不到辩护团的帮助，再加上时间紧迫，因此翻译工作无法托付他人。与其他被告人家属不同，依唯在经济上非常窘迫，没有收入，灾后更是没什么好变卖的。

往返监狱的费用是公婆家出的，三个孩子也拜托给了自己的哥嫂去照顾。可哥哥的医院也在空袭中被烧毁，只开了家小诊所，还得养育两个子女，日子过得也不富裕。

现在自己留在帝都，当然也没法住在旅馆，只能暂住在姑姑家。虽然不知道审判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她打算一直旁听，也就意味着，不能有任何预计之外的开销。

所以，她只能自己把请愿书翻译成达纳文。依唯上学的时候，学校曾开设过外语课程，因此她也能进行简单的外语读写。

但这可是要在法庭上出具的文书，为了写的更加工整明了，就只能依靠字典了。

依唯白天去旁听审判，晚上将请愿书一字一句地译成达纳语。内容翻译如下：

我是帝国大学副教授白桥的妻子沈依唯。

丈夫的母亲病倒了，为了照看母亲，我丈夫回到了老家，他并不知道手术的事情。

虽然是在教授命令下参加的手术，但回家以后他很担心、很落寞地对我说，那是实验手术，俘虏死了。

虽说是战时，但就算是死囚，也不能把达纳战俘作为研究材料。所以我对丈夫说，即便教授还要进行手术，你也不能再参加了。丈夫说他当时心情不悦，所以只是帮忙做了钩引而已。

当被命令参加第二次手术的时候，觉得不能在这么下去了的丈夫一个人去了教授办公室，请求中止手术。但是教授不听，命令丈夫协助完成手术。

我能体谅违背自己意愿而遵守命令的丈夫的心情。他没有办法，只好帮忙做了钩引。但从那天之后，丈夫再也没有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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