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泰坦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外科副教授白桥。在我安身立命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医院里,教授拥有决定他人一生命运的影响力。
1946年5月5日,我收到母亲中风卧病的消息,5月6日,我向教授请了一周的探病假,于5月7日出发回到老家云水村。5月15日赶回医院。
5月17日上午,教授告诉我要给受伤被俘的飞行员做取出子弹的手术,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陆军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做不了高难度的手术也很正常。
直到手术进行到一半,我才感觉到这不是非做不可的手术。手术后前去阻止教授的,只有我一个人,但直到战后,教授才承认说,“当时要是听你的,中止实验手术就好了。”
要在解剖室中做手术准备,必须得到解剖实验室负责人的许可,否则根本没办法进行,我本人并没有做过此类准备工作。
教授第一次向大家预告实验手术,是在5月7日的讲师送别会上,但我那天早已启程回家,并不在大学。
对于最后两扬手术持续了多久,我一无所知,因为参与过第一次实验手术后,我就再也不想参加了。
第二次手术进行时,我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想着手术结束后在手术室露个脸就行了,可不巧的是,进去时偏偏赶上第二位战俘的实验手术刚刚开始,所以我只好帮忙。
宴会召开是在第二次手术结束之后的事。对此,孙光平也承认。当时他还说过这是军方命令的话。
我相信这一定是军方的命令,但同时,也觉得这么做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次手术的指令传达时,心里虽然知道必须服从教授的命令,但我还是借故没有参加。关于这件事,集训部的张文渊教授也可以证明。
我并没有参与战后的隐瞒工作。
……
这份请愿书一经完成,花石雨教诲师便在第一时间雇人开始翻译,而后转交克里斯蒂夫人,由夫人与依唯共同进行查阅后,将需要修改的地方转告花石雨,而后让白桥修改,改到所有人都满意为止后,教诲师亲自将请愿书提交给法务局。
进入12月,行刑依然还在继续。
12月15日,星期四,夜。
晚饭过后,访问时间也已经结束了,快到就寝的时候,铁门发出吱呀呀的声音,白桥在安静的囚房里,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这次,轮到冯岚将军被带走了。
冯岚路过白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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