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或者在《红高粱》这篇里，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超越。

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

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

这也说明，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发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看来《人民文学》很重视《红高粱》这部啊。”章德宁说。

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当期不仅刊载了《红高粱》的，还有整整三篇《红高粱》的评论文章。

且，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

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

“.

《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

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的主角。

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

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因为喜欢九儿，就杀掉了单家父子，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

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

名声大一点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学》还刊发了阎纲同志，以及他们《京城文学》主编王濛的文学评论。

王濛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红高粱》这篇，他说：

“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从《红高粱》这部中，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阅读过后，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人民文学》每期不到20万字的篇幅，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几乎都是《红高粱》这篇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

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自然明白，这样重量级的阵仗，说明《人民文学》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红高粱》。

而在她们看来，《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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