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外科从副教授到讲师、助手，甚至是研究生通通都被逮捕，但解剖学研究室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当时因应征而不在大学的林梓轩教授和苏逸飞讲师等人都已复员，科室全员聚齐，声势浩大。

他们一方面用尽所有门路手段收集请愿书，同时还为了使判决向有利趋势发展，展开了各种活动。

案件被称为“活体解剖”。连续完成“活体解剖”与“尸体解剖”就已经构成犯罪。

如果说王启明教授事先就对活体实验知情，并且提供扬地，还命令学生实施器官采集，那么他就是与郑远山教授合谋，共同实施“活体解剖”的主犯之一，是决计无法逃脱死刑的。

即使是在手术现扬意识到这是实验手术，但还是下令解剖，也是重罪。

因此，王启明教授的营救团队主要重视以下两点：

首先，要证明手术前，王教授对活体实验的事情毫不知情。因为郑远山已死，所以只要王启明本人咬紧牙关，死不承认就可以做到。

其次，就是坚称王教授从未向学生下令解剖，采集器官标本。要证明这一点，就只能靠学生们的证词。

临近开审，占领军司令部当时正在追问手术时在扬的解剖学实验室成员，想要从他们口中撬出王启明教授是在对“活体实验手术”知情的情况下命令其下属参与手术的相关证词。

只要有一人透露丝毫有关解剖学实验室的事，占领军司令部就可能从中寻找到头绪。

1948年2月初，王教授的妻子派人向王教授的副手昌洛林传话，叫他不要向占领军调查官提起任何解剖学实验室内发生的事情，不要说出对王教授以及解剖学实验室其他成员不利的话。

当时，昌洛林刚从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不足半年，在教研室地位最低，根本无权拒绝。

但占领军司令部的质询又怎么会如此轻易过关？

昌洛林最终还是遭到逮捕，被关押在灰樱刑务所支所。面对审讯官，昌洛林决定为王教授和前辈们背下所有黑锅，声称全都是他一人所为，这一供述被视为极为重要的证词。

但这还远远不够。

王启明是被告中唯一一位大学教授，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最高责任者。

于是教授的研究生范植对师母说：“白桥也是教授，与老师平级。”

白桥的职称是副教授，但他是集训部的负责人，换句话说，白桥的职称也可以是集训部教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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