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证的流程如下：

首先，由塞尔维亚律师对检方的立证陈述反对意见，同时进行对“试吃战俘肝脏”事件的反对陈述。

然后，被告人自己也会站在证人台上，接受检察官的交叉诘问。西部军中的相关被告、第一外科，还有解剖实验室与辩护团共同分担反论陈述，之后再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团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方针。

关于军人方面，至今为止的审理结果是：因为军队的正式命令书是否存在无从证明，所以没有拿到证据。

至于医学部相关方面：全都是郑远山和塔德利的个人行为，医生们一来无法违抗主任教授，再者，他们认为这是军队的命令，所以只能服从。

但本身身为军人的法官又能否认可这种说法呢？

作为乙级战犯审判的结果，往往是被处以死刑。

司令官在法庭上说自己并没有下令，将校说自己只是传达了命令，士兵说自己无法违背上级命令。在很多情况下，命令书通常都未得到保留，战争结束后不久，在占领军刚开始占领的一段时间内，全都被烧毁了，因此也无法证实司令官的罪行。

另一方面，对于士兵来说，因为没有裁夺权，考虑到如果反抗命令的话，就会以违抗指令的罪责受到处刑。

综上所述，最后会受到处罚的只能是现扬的指挥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来下达的命令，并且按道理讲，他们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对于帝国大学事件来说，现扬的指挥官无疑就是郑远山教授和塔德利医生，王启明教授是协助者。

但现在，郑远山和塔德克都死了，医师团与士兵立扬相当，难道就没有人被处以死刑？

这可是乙级裁判中最受瞩目的“活体解剖事件”。如此残暴至极的案件，又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结局？

不用猜，检方一定会要求对参与事件的全部医生处以重刑的吧。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能把责任推到一个人身上，让他来充当郑远山的替罪羊，从而使其他医护人员作为从犯减轻罪行。

辩护团的义务是尽可能救出更多的被告人，如果救出全部被告人希望渺茫，那也只能让其中一人承担罪责，被送上十字架了。

但是，王启明教授因为不是第一外科的人，所以不能让他来承担罪责。如果他被认定与郑远山同谋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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