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方面，她说：

“当时的云曦，处于军队的暴政之下，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管制。帝国大学同样也受到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其中，郑远山教授拥有很大的权利，支配着他的学生们。只要他说一声‘我要做手术’，而后就在在八个人的手术台之间来回游走，全权掌管着一切。

对于这种将毕生精力都倾力吸引他人关注的人来说，可谓是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郑远山并不在意医学的进步，更不关心其他人或是他的门生，一心只想卖弄自己。

他不关心自己学生的知识是否有长进，对待部下的态度也是妄自尊大。第一次手术后，他的学生们说‘我们觉得不应该做这个手术’，而他却对其呵斥道‘赶快去帮忙！回到你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或是‘是军方要求我们这么干的！’

看到学生们有所犹豫，所以才在第三次手术结束之后，在军方主办的宴会上让军人对自己的学生说‘辛苦了！’在那种军事的、封建的压抑氛围中，一切都是石山的独断专行。

至于他的学生们，虽然很犹豫，但因没法反抗，无奈只好参加了手术。”

塞尔维亚请求为他们所有人酌情减刑，并没有选择逐个进行辩护。关于解剖实验室方面，塞尔维亚主张，他们只是解剖了尸体。对于王启明教授，塞尔维亚为其辩护道：

“他只是受了郑远山之托出借了扬地，并不知道这房间到底被用来做什么。他出现在现扬，也只是出于好奇心想去看看而已，并没有参与计划和动手实施活体解剖。”

塞尔维亚强调，这只是郑远山的个人行为，且未向大学医学部的其他部门及上级机关进行联系或上报。

对于西部军方面，塞尔维亚称：

“活体解剖原本是已经死去的塔德利的主意。而对于塔德利的这一想法，郑远山是持赞同意见的。只是负责处置战俘的孙光平批准了这件事，领导层并不知情。

如果是军方的命令，为什么不在陆军医院进行手术呢？军队的医院也是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军方的命令的话，就不会在大学进行手术了。”

此外，塞尔维亚还提到了郑远山的自杀。

“如果是军方的命令的话，郑远山教授就不会选择自杀。他是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而自杀的。如果是军方的命令的话，他就会在法庭上这样供述：‘这就是我的辩白，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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